这里大略回顾一下近20年来在中国内地有关张爱玲的研究、评论与出版情况，从中或许可以引发一些关于文学阅读与文化生产、传播的话题。
张爱玲这位四十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才女，解放后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其作品在大陆销声匿迹，名字亦不见于任何文学史著述。八十年代初，张爱玲如同“出土文物”浮出历史地表，不过那还不是重新“走红”，而只是静悄悄地受到“专业阅读”的关注。笔者回想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七十年代末正是门户洞开，思想解放之时，我们这批“老学生”如饥似渴地找书读，越是开禁的，或未曾闻识过的，就越是有兴致。我们从图书馆尘封的“库本”中找到张爱玲的《传奇》，当然还有钱钟书、沈从文、废名、路翎等一批作家作品，这骤然改变了我们的“文学史观”。初接触张爱玲非常个性化的描写，所产生的那种艺术感受称得上是一种“冲击”。同学之间常兴奋地交流读后感，推荐新发现的书目，其中张爱玲当然是常谈的节目。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回顾这一段“阅读史”，大致可见七十年代末在内地“重新发现”张爱玲的情况。不过那时大家正忙于给那些比较知名的作家做翻案文章，对张爱玲还谈不上有什么研究。
真正对张爱玲有公开的评论，是1981年以后的事。当年11月，张葆莘在《文汇月刊》发表《张爱玲传奇》，这是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最早论及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不过当时的反响并不算太大，容易被读者视为一段文坛忆旧。对有关张爱玲的研究产生大的推动的，还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此时中文版已传入大陆，港台一些评论张的文字，内地也陆续可以看到，这就促成了文学界普遍的“读张”的兴味，张爱玲也就“正式”进入了一些文学史家和研究生的视野。如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都比较“正式”地考察了张爱玲小说题材、手法与风格上的特色，注意到其与新文学“主流”有所不同的“性质”，并小心翼翼为张爱玲说几句批评中带上肯定的话。
到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潮流加强，当然会鼓励人们用更开放更有个性的眼光去读张评张，而张的“另类”特色也更加刺激研究者去重新打量与调整文学史的“叙述板块”，加上这一时刻“翻案”文章差不多做腻了，所谓“边缘化”的作家更能吸引年轻读者与研究者的目光。有一篇文章适逢其时，那就是柯灵的《遥寄张爱玲》。此文几乎同时发表在《读书》（1984年第4期）和《收获》（1985年第3期），二者都是有影响的刊物，而文章又出自作为“过来人”的资深作家，自然引起广泛的关注。《收获》同期还重刊《倾城之恋》，更是文革后张的作品首次在大陆面世，这种影响也超出了学术界，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在八十年代中期，一般流行的现代文学史仍然不可能提及张爱玲。一是碍于张爱玲五十年代写过《赤地之恋》和《秧歌》等反共小说，二是担心张爱玲复杂的政治身份，总之，仍然是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置疑。但毕竟历史越来越拉开了距离，给政治身份“复杂”而创作可观的作家以更多面考量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在北大和其他一些思想比较活跃的大学，在课堂上或讨论会上，都已经把张爱玲作为“重新发现”的话题。许多学生对于文学史只字不提张爱玲很不理解。1984年，黄修己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编写那本发行量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就率先从知识传播的角度，较客观地介绍了张爱玲的《金锁记》等小说。与此同时，笔者与钱理群、吴福辉等合作编写《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其中论及“孤岛”与沦陷区文学，也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展现了“洋化”环境中仍存底的“封建心灵”和人们百孔千疮的“精神创伤”。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将张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来评价，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史课也逐渐为张爱玲让出一点地盘。
八十年代中期正是所谓“方法热”的时期，人们评论张爱玲，更多地是欣羡其小说手法的特异，意象、象征、心理分析等等，是常用的切入角度。如胡凌芝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饶?子和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偏重于对张爱玲小说结构、语言和风格的分析，同时仍不忘“反映论”层面，论评张爱玲如何揭示洋场社会阴暗的一面，指出其“反封建”的价值及其对都市文学的贡献。这期间有几篇文章值得注意，如宋家宏的《一级一级的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以及张国祯的《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都开始触及张爱玲小说比较深的人性内涵，而不简单停留于从“反映现实”角度肯定价值，而且对张的创作现代派特征的分析也都有新突破。这批论文的出现标示着张爱玲研究的学术份量逐步加重。
80年代的研究为张爱玲的“复出”创造了条件，促成了“读张”的风气，同时带动了张著作的出版。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现代文学作品做原本刊印，收载了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随后，多家地方出版社影印或编印了多部张爱玲的小说集。此时书商已觉察张爱玲作品有流行通俗的品质，都想打打“擦边球”。只因为张的政治身份比较复杂，出版者一开始比较小心，出版其作品也大都打着“研究和教学资料”的名义，后来发现问题不大，码洋又很多，便愈加放胆去出书。
80年代后期那种较重学理的研究势头，一直延续到90年代前期。其中90年代初一度弥漫于学界的紧张而又有些颓唐的气息，似乎对张爱玲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影响。一部分研究者仍在潜心读张。这一段对张的作品进行“赏析体”评论的篇什很多，人们对研究成果的转化大有兴趣。这跟张爱玲作品开始大量出版，需要跟着普及与导读也有关。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此时仍有一批更有学术深度的论文的出现。如金宏达的《论〈十八春〉》、潘学清的《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赵宏顺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杨义的《论海派小说》以及吴福辉的《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等。这批论作除了注重剖析张爱玲题材的价值、作家的气质、创作心理状态、文化情结以及艺术特征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开始注意从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格局中，重新考察张爱玲这一类创作的“结构功能”与价值定位。可以说，90年代前期出现的数十篇有关张的研究论文中，不乏真正有文学眼光和学理分析的。
90年代前期的研究，几乎造就了一个“热潮”。文学史家给予张爱玲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杨义在他那部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就用了十几页讨论张爱玲，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甚至列出专章评论所谓“张爱玲现象”。大约在1993年至1995年左右，有众多年轻学子（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一窝蜂都挤着要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诸如关于张的小说中意象和结构分析、心理描写、文化模式，乃至女性主义的评论，恐怕每一个大学中文系都有学生在做这类题目，其中有关女性主义的话题更是受到一般女学生的欢迎，并纷纷大胆尝试。在笔者任教的北大中文系，那二三年几乎每一学期都有数篇学生论文是谈张爱玲和女性主义的。不能否认这几年论张的文字其中有些写得不错，可能的确有新发现、新视角。但研究似乎也有“生态”问题，某一论题谈得太多，大家都会腻味，以致有些的确有见解的文字反而可能淹没在这腻味之中，得不到发表的机会。90年代中期有些专著仍在孜孜不倦地谈论张爱玲，但同时单篇论文的发表显然已大大减少。
非常有意思的是，这时期人们的兴趣又转向了张爱玲传奇的一生。1992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这两年多时间里，竟有四部张爱玲传接连出版。这四部传记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前三部传记从书名的渲染，就可以看出已经很注重图书的包装与商业操作，主要为了吸引一般读者；文字上也都在竭力追求可读性。相比之下，稍后出版的《张爱玲传》仍保持较多的学理性，对传主的生平、身世与创作剖析很细很深，显然吸纳了海内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前述有关大学里年轻学子争做评张的论文这一现象，跟这些传记的出版也大有关系。“传记热”诱发了年轻人的文学史想象与评张写张的冲动。当然，张爱玲重现的影响并不止于一般读者，也明显作用于当代文坛。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对张爱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各自创作中留下清楚的影响痕迹。苏童在“影响我的十部短篇小说”评选中，选中《鸿鸾禧》，称“这样的作品是标准中国造的东西，比诗歌随意，比白话严谨，在靠近小说的过程中成为了小说。”他和叶兆言的旧家族题材小说，受张爱玲的启示，已得公认；王安忆则无法摆脱影响的焦虑，这位深得张的衣钵的传人，一边想象和体验着张爱玲那个时代的上海，一边说“不要拿我和张爱玲相比”。
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史家已经充分论证完张爱玲的“经典性”，张爱玲越来越为社会所知，就越来越变成一种文化符号，并和商业操作日益结合，成为90年代特别显眼的一种精神现象。这里不妨也大略回顾一下过程。
早在1992年，出版界摸准了社会阅读心理取向，便越来越大胆地出版张爱玲著作。当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不久，市面上即出现了盗版，趁着张爱玲去世消息传来，卖得红红火火。这套《全集》据说在市场投放足有十万套。加上以前各出版社的印量，张爱玲的读者保守估计也应有近百万。
富于戏剧性的是，1994年，有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茅盾则落选，一石激起文坛千层浪。这一事件后又披露于多家媒体，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张爱玲在座次评定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位居第八，且不论是否恰当，但“张爱玲”的文名借此更广为传播却是一不争的事实。
历史也许就是为了造就张爱玲的声名。“排座次”事件余波未尽，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仙逝，“张爱玲”又一次引起媒体瞩目，这位奇女子以“死”而在媒体中再“活”。国内影响较大的几家报纸均做出了异乎寻常的重点报道。“张爱玲”如此频繁的在大众视野中闪现，“符号化”的进程加快。由文学研究界开始的“张爱玲热”，此时水到渠成，弥漫到了公众领域，非常恰当地印证了美国学者杰姆逊所谓消费社会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相融合的这一时尚的观点。
张爱玲日益为读者接受，当然在于其文本的丰富性，足以为读者的阐释提供多种可能；而更重要的是，张爱玲所提供的文学想象与情感体验，又都与当下普遍的生存状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契合。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深化，精神领域却出现了许多始料不及的状况：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起，价值标准日趋多元化。同时，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在80年代末突然坠入低谷，人们对宏大叙事失去兴趣，而愈关注世俗的个人的生活。在这样的氛围里，张爱玲作品中摹写的表象往往成为一幅幅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的画卷，引人怀旧，诱人体味省察。其实，张爱玲既世俗又具有强烈的贵族趣味，她能正视人生的一切欲望，写尽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又不动声色地消解情感神话；对灵肉生活的细致书写以及对女性生命入微的感受，这一切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曾几何时，张爱玲式对生活傲然而又投入的姿态，庶几成了一种时尚，大学生枕头边放一本《张爱玲文集》也是一道好看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在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新市民文学特别是小女人散文中，依稀都能闻到张的气息，看到张的影子。
需提及的是，张爱玲的读者群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多为正在形成中的白领或是学院中人。然而从普遍的阅读接受来看，除却专业研究者，恐怕少有读者能够深刻理解张爱玲作品中深蕴的悲凉，以及那种于人生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的作品中隐藏着的式微破落的颓势，对私人生活关注背后的犬儒，对价值的嘲弄与颠覆，以及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这一切，大都被浮躁的阅读心态给忽略和消解了。张爱玲就这样变得很“现代”又很“现实”了。
最后，不妨再回顾分析一下“张爱玲”是如何进入消费领域的。“张爱玲”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有其利益生长点，文化生产自然会推波助澜。如果说1992年出版的《张爱玲文集》编选允当，为张爱玲的创作风貌做出了基本概括。此后出版的张爱玲有关作品则多在商业操作下进行，即使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多数也是要赶一赶商潮。张爱玲“人生小品”、“情语”之类纷纷出版，在散文热中层出不穷的散文赏析、精品系列，乃至文化史风俗史百年回顾掌故逸闻等等，各种凡是涉及民国题材的畅销书，大概都不会忘记拉上张爱玲凑份。完整的“张爱玲”，常有意无意被拆解成利于流行和卖钱的支离碎片。
快节奏的消费社会中影像挂帅，张爱玲也不能摆脱被视觉化的命运。几乎所有出版的有关书籍中或多或少都附有张爱玲的旧时照片，读者在浏览张爱玲照片的过程中将想象的求证完成。1999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参照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对照记》，编辑集成《重现的玫瑰张爱玲相册》一书，算是暂时将对张爱玲的展览做一终结。
一流的小说往往难以向其它艺术形式转化，但在视觉效果最强的电影艺术中，张爱玲的小说却频频被港台演艺人相中。早在80年代，由三毛编剧，以张爱玲的爱情故事为蓝本的电影《滚滚红尘》即已制成。90年代，香港关锦鹏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虽然这样一个有关人性的故事难以在电影语言中得到最完美的叙述，但大陆明星陈冲、英俊小生赵文?以及从脱片中“从良”的叶玉卿依然使得该片反响巨大；台湾许鞍华执导了《倾城之恋》，此后的《半生缘》则请出了“忧郁王子”黎明担纲。不久，《红》、《半》二片相继进入大陆并曾在中央电视台中放映，影响颇大。
渐渐地，“张爱玲”在不断的文化生产中一层层的被剥去了本来丰富的内涵，塑造成了精致而易于消费的“精品”。
“张爱玲热”（类似的还有林语堂、梁实秋）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事例：先是由学术界发现和定位，然后经大众传媒制作并扩大到公共空间，变成文化符号，再被商界借用促销，转为一种时尚。
“张爱玲热”的同时，还有另一种类型的两个热点文化人物值得关注，即陈寅恪与顾准。二人的专业成就少有人深入研究，但学者的独立品格与坚持思考的精神都被凸显。作为文化偶像，他们被绘成对“知识精英”的想象性图景，从中也能看出当时知识界对人文精神及学术品格的追求。“张爱玲热”与“陈寅恪、顾准热”的原因不尽相同，不过内在理路却是一致的，均属于一种文化符号的建构与被借用。它们一起丰富了90年代中国斑驳而芜杂的文化风景线。
（作者：此文曾提交2000年10月在香港召开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北大中文系研究生蔡可对本文的写作提供资料，多有协助，特别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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